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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关于陈诚史料收集的几个问题
发布日期:2014-07-25浏览次数:字号:[ ]

陈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从东征时的炮兵连长到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后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副总裁,他的一生与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65年3月,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这年7月,周恩来到上海欢迎李宗仁归来,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肯定“陈辞修是爱国的人”。

 

《石叟丛书》浮出水面

 

陈诚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40年代就特设“石叟资料室”,整理治军从政数十年间所搜集的珍贵资料。“石叟”是陈诚的自号,缘于家乡浙江青田盛产美石,所以他的文献资料取名为《石叟丛书》。该丛书分为文电、言论、专著、计划、传记、语录、杂著、附存等八大类,截至到1964年已经整理完成72册,陈诚病逝之后,长子陈履安又商请原编辑续编12册,这样前后共编了84册,约1000余万字。毫无疑问,《石叟丛书》是研究陈诚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不少专家学者甚至将其与蒋介石的《大溪档案》相提并论,可惜全书仅复印6册,从不对外公布。陈诚身前叮嘱陈履安,“务期选择适当时机,将此宝贵史料公诸于世”。

 

2004年12月,台湾当局通过所谓的“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陈氏家属陆续将《石叟丛书》等文物移交给“国史馆”保存,并同意编印出版《石叟丛书》。2005年3月5日,也就是陈诚逝世40周年之际,“国史馆”与陈氏家属共同举办了“陈辞修先生文物捐赠暨石叟丛书网上启用发表会”。据相关媒体报道,这批文献史料包括1100余件文物,5600余件档案,1700张照片,数量之大实在是出乎意料。陈履安表示:“过去史料所涉人物多在世,自有顾虑,如今我和手足姐妹年纪都大了,是让史料交给国史馆并让大家公开研究的时候了。我们公开家父史料档案毫无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这批史料须无条件对外公开。”当日,《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率先出版发行。在接下来的夏天,“国史馆”又相继推出《北伐平叛》、《建设台湾》、《国共战争》等卷。《回忆录》选自《石叟丛书》中的传记类,另外还选编了文电类中的部分上蒋介石函电、附存类中的部分“总裁手翰影存”与“石叟手稿影存”。

 

2005年10月,“国史馆”馆长张炎宪拜访陈诚女婿余传韬,余传韬肯定了“国史馆”在整理出版《石叟丛书》过程中所做的种种工作,还出示了珍藏四十多年的陈诚家书等宝贵手稿。经过张炎宪和余传韬多次研商,“国史馆”决定陆续出版《陈诚先生书信集》。《书信集》包括《家书》、《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与友人书》三种。《家书》收入了陈诚致夫人谭祥和后辈的函电721件,字里行间不仅流露着陈诚与谭祥间的打情骂悄与夫妻情深,还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政治史料。《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收入双方往来函电1193封,360多封出自《石叟丛书》,其余大部分选自《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以陈诚长期襄助蒋介石处理军政大事的重要性来说,实为研究民国史不可多得的史料。《与友人书》收入陈诚致友人函电715件,其中既有陈诚和张学良关于“安内攘外”孰先孰后的讨论,也有陈诚为挽留薛岳请辞的不懈劝说。

 

“国史馆”此后又出版了《陈诚先生从政史料选辑》,内容涉及台湾省政和美国经援。时隔数年后的2010年岁末,《陈诚先生从军史料选辑——整军纪要》印行面市,对于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建制、沿革和武器装备堪称“宝典”。2012年4月,《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一书成为《石叟丛书》的收尾之作。《六十自述》是陈诚在1957年2月至8月间,邀请十余故旧聚谈往事所成,相比《回忆录》所记偶有不尽相同之处,仔细对照下来,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从2005年的《抗日战争》到2012年的《六十自述》,历时整整七年,如果算上最初的商请出版阶段,时间还要上溯到2000年。“国史馆”前后经历了潘振球、张炎宪、林满红、吕芳上四任馆长,余传韬为此特别在《六十自述》的后记中写道:“辞修先生在世时‘石叟资料室’收录之各种传记类资料,至此已大致由‘国史馆’整理出版,谨略述其经过,以示对‘国史馆’诸位女士先生敬谢之忱。”

 

大陆公布陈诚史料其实比台湾早

 

2009年10月,《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的简体字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还有着一段故事。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近代史专家章开沅与余传韬私交甚笃,余传韬回湖北省亲、上坟,时常要与章开沅有所晤谈。2005年前后,余传韬向章开沅谈起了希望陈诚回忆录能够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事,章开沅觉得并非没有这个可能。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2008年的夏天,章开沅通过华中师范大学李良明教授找到了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校友,表达了想出版陈诚回忆录的愿望。事情比想象中简单很多,拿到“国史馆”的书稿后,人民出版社很快报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批后,最终敲定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被誉为大陆研究蒋介石第一人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对此评价说:“《陈诚回忆录》的出版首先是一种出版观念的改变,其次也是一种历史观念的改变。它能够让历史学家‘耳聪目明’,更全面地掌握历史事实。”2011年4月,东方出版社接着推出了《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的简体字版,章开沅先生在序言中不无感慨:“人生苦短,政治无常;但这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可以咀嚼,但不应遗忘。”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大陆早在1987年就公布过一组“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季刊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公布民国档案资料为主兼刊民国档案民国史研究成果的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专业刊物。1987年2月、5月,《民国档案》分两次刊登了馆藏的“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此份回忆资料是1945年由陈诚本人口述、经其左右记录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内。1948年,“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指派专人从重庆到南京,携回回忆资料的全稿,摘录其中部分章节交该会编纂组用于编写抗日战史的参考。笔者比较“回忆资料”和《陈诚回忆录》,发现在章节小标题和内容上均有所不同。比如:“回忆资料”记陈诚在1937年8月19日赴淞沪抗日前线视察战事,《回忆录》将此日期记为8月16日。关于“桂南会战”、“粤北战役”和“豫中会战”等节,《回忆录》比“回忆资料”详细许多。“回忆资料”中的“宜昌战役之经过”和“宜昌战役之检讨”两节,着墨则远远超过《回忆录》中“蜻蜓点水”般的叙述。此外,有关“反攻宜昌”与“鄂西会战”的战果统计,两种史料亦不相同。考虑到彼此成文时间有较长间隔,存在若干不统一的地方,应该也可以理解。

 

政协文史资料中的陈诚史料

 

大陆整理陈诚史料的另一成果来自政协文史资料系统。1959年4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截至到1984年8月,全国各级政协共征集到4亿多字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工作在十年动乱期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被称作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不少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不敢振笔直书,即使写出一些资料,也是真伪莫辩。但总体而言,研究民国史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得益文史资料的地方很多。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文史资料丰富和补充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帮助历史学家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使近代史著作更充实,更生动,更具体,已经成了研究近代史的必读资料。”

 

《文史资料分类目录——国民党军事部分》显示,全国政协文史委仅在1959年至1966年这七年间,就征集到有关陈诚的资料20多篇,计23万多字。“文革”之前,《文史资料选辑》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55辑,但有关陈诚的文章实际上只刊登过一篇杜伟撰写的“我所知道的陈诚”,外加两则更正和质疑。1964年1月,《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收入邱行湘“随陈诚十九年见闻”。邱行湘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战犯,1948年3月被俘的时候是青年军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受政治环境影响,邱的回忆文章充满批判字眼,明显失之偏颇。1978年,政协工作逐步恢复,新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随之建立。同年11月,《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刊登了杨伯涛写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杨伯涛从1930年代开始就在陈诚系统的军队中任职,1948年淮海战场兵败被俘(当时任第18军军长),1959年获得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杨伯涛的这篇稿写于1960年,言辞间难免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难怪陈诚的另一位爱将黄维后来说:“我认为过去写的文史资料,对陈诚太不公平了。陈诚也做过一点好事。我知道他在台湾也做了点好事。”

 

1980年秋,文史专员杜聿明提出整理“陈诚集团”文史资料研究专题,杜建议黄维担任专题负责人,研究整理人员包括宋瑞珂、杨伯涛、邱行湘、覃道善等陈诚旧部。1981年5月,杜聿明病逝北京,整理“陈诚集团”文史资料的事情就此搁浅。1982年7月,《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刊出宋瑞珂撰写的“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宋的文章较为中肯,并不刻意淡化陈诚及其所部的抗战功绩,同时对陈诚的治军方针备加推崇,堪称文史资料中的上乘之作。

 

旧属同僚共忆陈诚

 

1985年和1986年,湖北省政协文史委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文史资料。其中第14、第15两辑的专题内容都是“抗战时期的湖北省会——恩施”,这中间有许多资料直接谈及陈诚。邱行湘的“漫忆鄂西”系1985年新写,一改1964年那篇“随陈诚十九年见闻”的“宁左勿右”立场,客观回忆了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新湖北建设”的各项成就。“我在鄂西五年的经历和见闻”的作者是徐怨宇,徐当年是《中央日报》恩施分社主任,本着“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文史资料特有的细节。

 

 

1990年6月,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再推精品,20万字的《陈诚史料专辑》出版。按编者的话说,陈诚生前与湖北关系极为密切,抗日战争中与中共及中共领导人有过较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反击日本侵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该书特别选用了重庆谈判后陈诚机场送别毛泽东的合影做封面,应该说给予陈诚的“定位”和“待遇”都很高。专辑中樊崧甫撰述的“我所知道的陈诚”是研究陈诚军事活动不可多得的材料。“回忆陈诚”是上海市政协文史专员宋瑞珂1989年6月完成的新作,从“初识陈诚”到“胜利之后”基本都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主持台政”后的内容应是作者的亲闻。宋瑞珂还特意将周恩来肯定陈诚爱国的章节放在最后,颇有点“盖棺定论”的味道。陆诒系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抗战期间几次会见陈诚将军的经过”一文,是他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数次采访陈诚的回忆。陆对抗战时期的陈诚充满敬意,尤其是陈诚“开绿灯”让他探望皖南事变后住在恩施的叶挺,更让他终身难忘。

 

1991年9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了一本《陈诚传》的小册子,这本回忆陈诚的史料专辑由华艺出版社内部发行。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黄维,全国政协委员宋瑞珂、方靖等人的关怀和支持。令人遗憾的是,黄维并没有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而宋瑞珂“忆陈辞修先生”一文只是将“回忆陈诚”那篇旧稿加以修改,不过在最后一节补记了自己对陈诚的褒美:“他作战勇敢,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刻,他出现在第一线,力挽危局,转变局势。他勇于任事,勇于负责,勇于任怨,勇于任谤,勇于言他人所不敢言,勇于为他人所不敢为。”方靖口述稿“追随陈诚二十年”,认为陈诚“待部下宽厚、诚恳”,能够“代人受过,不诿于人”,但“评价一个人物,自然不是仅以他个人的优缺点便可以定论的。”陈应东口述稿“大革命时期的陈诚”,主要提供了陈诚早年军旅生涯和婚姻家事的史料。

 

2002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委经过三年多努力,完成了李瑞环主席下达的清理库存文史资料的任务。1959年至1966年征集到的陈诚资料部分入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卷》。这些资料中有两篇篇幅较大,分别是覃道善1979年写的“陈诚及其军事集团概况”和杨安铭1966年写的“我所知道的陈诚”。覃道善自1928年起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陈诚军事集团,从警卫第2团连长到第10军军长,直至淮海战役被俘。黄维点评他的稿件“基本符合陈诚和第18军集团的历史事实,可与宋瑞珂所写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资料互相核对”。杨安铭的文章提供了陈诚担任武汉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期间的沉浮往事。杨系东北军将领,早年当过保定军校第八期第五队上尉分队长,和陈诚算是沾了一点师生关系,因此调到整理处任副处长,主要是奉系和南京两方面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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