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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会战研究述评
发布日期:2013-12-04浏览次数:字号:[ ]

梅美

  常德会战,又称之为“谷仓之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湖南境内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会战从1943年112日开始,到次年1月结束,历时两月之久,侵华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力图攻占常德这一军事重镇,掠夺该地丰富的粮食资源。此时,正值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蒋介石特意电令常德会战守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常德,以在盟国面前显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当时担任常德城守备的是代号为“虎贲”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第7457师,全师8000多官兵在师长余程万的领导下,自1118日起与进犯常德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坚守待援达半月之久,战至123日,常德沦陷,师长余程万率残存的数百人突围撤出常德,129日,中国援军赶到常德,击败日军,收复了常德。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四大会战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学术界对此做了诸多研究,本文就常德会战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作简要叙述,以推动常德会战研究的深入。

  一、常德会战史料与著述

  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常德会战作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引起学者们关注。有关常德会战的史料和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

  在史料方面,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关常德会战的资料集,现在对常德会战进行研究的资料主要散见于各种资料集和回忆录中。

  收录有常德会战资料的资料集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日本防卫厅研究战史室编纂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

  相关回忆录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四大会战》;葛先才著、李祖鹏编《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徐浩然著《常德抗日血战史》,万高潮、王健康、魏明康编的《血战潇湘——国民党高级将校抗日战争亲历记》,以及湖南文史资料、常德文史资料等中都散见有关于参加过常德会战的原抗战将士的回忆录。

  在学术著作方面,比较全面研究常德会战的专著是周询所著《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以及张晓然的《八千男儿血——中日常德会战纪实》。另外在其他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对常德会战也有详细介绍,如耿成宽、韦显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张宪文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罗元铮主编的《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19421945);罗玉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肖梁栋的《湖南抗日战争史》;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了常德会战;台湾方面有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等;日本方面有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等。

  在论文方面:毛申先的《常德会战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郑立、范毅《论常德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龙子的《常德保卫战考辨》(《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徐伟民《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常德会战论略》(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罗玉明的《常德保卫战简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期),;邢祈《“常德会战”的历史大背景》(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方庆秋朱清如《日本中国派遣军策动常德作战原因新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月第29卷第2期);李伽《常德会战》(《源流》2009年第12期);程炀的《试论抗战相持阶段的湖南战场》(2010年黑龙江史志第218期)等等。

二、常德会战研究的主要问题及主要观点

  常德会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常德会战作战意图问题。赵曾俦认为日军发动常德会战的意图是“通过对常德作战占领湘西门户,掌握滨湖资源,觇长衡,通粤汉,完成其蓄谋已久的大陆交通作战,”[2]认为日军意图为经济上掠夺滨湖资源,军事上打通粤汉,完成大陆作战计划。徐浩然认为日军进犯常德的企图不仅有军事上的阴谋,还有经济上的企图和政治上的作用,“首先,军事上消灭中国野战军,阻挠盟军对日总反攻的日程,并且争取常德作为进攻长沙的准备,以图打通粤汉路,逐渐完成贯通大东亚铁道,便于运送物资和兵力;其次,经济上主要是劫夺湖南的米粮,满足日本战时需要;最后,在政治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频繁失利,国内社会混乱,国民反战思想扩大,为安定国内特别是沦陷区对战争动摇的心态,鼓舞已消沉下去的士气。”[3]蒋纬国则认为日军进攻常德的意图“为求对国民党中央军予以痛击,促进国民党方面继续作战企图的衰亡,并且拘束国民党军向缅甸方面转用兵力,从而策应南方作战。”[4]周洵对日军意图归结为,“第一,日军通过发动对常德的军事进攻,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失败而造成的影响,正如当时《中央日报》指出的那样,日军“企图从局部的战斗上取得一时的胜利,以挽救他消沉的士气及颓丧的民心”,和“冲淡魁北克会议与莫斯科会议相继成功的影响”,“弥缝他由于四国宣言所受的致命伤痕”;第二,牵制中国军队对缅反攻;第三,企图为打通粤汉铁路作准备;第四,旨在撤除拱卫重庆的屏障,切断重庆大后方的补给线;第五,夺取洞庭粮仓,”[5]这是对常德会战意图比较全面的介绍。

  以上是国内一些著作中关于日军发动常德作战意图的几种观点,在日本方面对这一问题也有相关涉及,一种观点是认为“常德作战意图就是在不妨碍大本营全面运用兵力的范围内,极力加强对中国军队的压迫(主要指第六战区兵力),并牵制云南方面国民党兵力他调,有效地击破、牵制国民党战斗力。”[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军发动常德会战目的在于“完成中国派遣军于昭和18年(1943)年初接受的任务,即确保、巩固现有占领区,尽可能继续压迫国民党军,摧毁中国军队继续抗战企图,同时封锁国民党空军的活动,以利于大本营制订的“一号作战”计划的推行。”[7]以上是学术界关于常德会战日军作战意图的主要观点,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常德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兵力也有关注。

    2、关于常德会战中日双方参战兵力问题。对于参战兵力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认为常德会战中“中国参战部队初时六万多,后增至八万多,在常德守城战时,增至十二万多,另有空军及江防舰艇直接参加作战,第六战区七个军,加上特种部队和后勤部队,共有十四万人,使用空军,第九战区四个军。日军参战主力第11军下辖六师团,日军在常德附近共有步兵、骑兵、炮兵、特种部队和空军共约五万,另有伪军三千余,参加作战兵力共十余万。”[8]第二中观点则认为会战中“国民党方面直接作战部队十二个军(第10集团军第79军、第66军和第29集团军第44军、第73军;第26集团军第75军、第32军;第33集团军第59军、第77军;王耀武兵团第74军、第100军;江防军第18军、第86军)二十八个师,共计约二十六万余人,参加策应作战的部队(第九战区李玉堂兵团第99军、第10军;欧震兵团第58军、第72军)有十七万余人,合计约四十三万。”[9]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常德会战“中日双方作战兵力国军为二十八个师,约194000人,飞机约百余架;日军约五个师团,约八万人,(另伪军四个师兵力不详)飞机约130余架。”[1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常德会战,“国军用在常德正面战场的部队有十二个军二十八个师,约二十六万人,参加策应作战的部队有十七万余人,合计投入战斗的兵力约四十三万余人,日军投入作战部队由第11军全部兵力4四个师团外,还从正准备进行广德作战的第13 军中抽出第116师团主力(六个大队基干) 及第3 飞行师团主力参加,整个参战部队(约六个师团基干) ,占整个在华日军部队(二十四个师团) 的四分之一。”[11]以上是国内主要观点,此外日本方面对日军兵力进行了相关说明,认为会战中日军兵力由第11军主力,从第13军抽调出的第116师团主力和第三飞行师团主力构成。以上是学术界关于常德会战中中日参战兵力问题的几种观点,根据2010317日《常德日报》载常德会战中日军兵力:第11军,下辖5个师团:第3师团,第13师团,第39师团,第68师团,第116师团,计28个联队,还有飞行第44战队及伪军,共计十万余人。日寇攻城部队:第3师团,第68师团,第116师团(包括毒瓦斯部队),共计四万余人。第六战区: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军,第73军,第19集团军所属第79军,第66军,第18军,第86军,第30军,第32军;第33集团军所属第59军,第77军,第74军,第100军。第九战区:第99军,第10军,第58军,第72军。总兵力:2个战区,计十六个军四十三个师,共计二十一万余人。常德守城部队:国民党陆军第7457师,总兵力计8529人。

    3、关于常德会战中第九战区援军问题。第九战区支援常德作战问题也是进行常德会战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相关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最初未综合日军行动加以分析研究,只是从他所领导的第九战区利害和过去三次长沙会战经验出发,认为日军进攻常德多系声东击西的战法,目的最终是从正面进攻长沙,不愿动用湘北兵力协助湘西方面作战,直到湘西数县限于日军手中,常德城情况紧张之时,薛岳才从衡山、长沙、修水等地调兵,当部分援军到达德山东南地区时,常德已为日军攻破。第九战区方先觉第10军,傅翼第72军、古鼎华之暂编第2军,先后与日军激战于南县、安乡、暖水街、王家厂一带,方先觉之周庆祥师驰援常德,一度攻下南站,后被日军困于德山,第581128日奉薛岳电令,由欧震率领,与第72军从第九战区西驰援攻常德,援军遵照薛岳指令,以第58军为主攻军,于125日,向沅江南北岸的日军全面展开猛烈进攻,战役结束后,援军各返原防。”[12]有的学者则认为“常德为第六战区防地,薛岳经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审度敌势,制定第四次长沙会战计划,第九战区奉最高统帅部命援助第六战区确保滨湖资源,遂以湖防部队第99梁汉明军(指挥暂编第54师)力备洞庭防卫,击破进犯日军;第10方先觉军,第58鲁道源军,第72傅翼军,古鼎华之暂编第2军西战沅水两岸;别以鄂南新编第16师弟3挺进队,湘北第20杨汉域军第4挺近纵队支援会战,第九战区援军作战牵制日军,策应常德作战。”[13]还有学者认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日军声东击西计策所迷惑,判断出现失误,致使发兵时间被延误,直至日军部队包围常德城,薛岳才急忙令第10军、第58军、第72军前往滨湖增援,援军中对日军真正产生威胁的是第10军。”[14]关于第九战区援军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在常德被完全包围之后,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以及王耀武集团两个军均与全力阻击的日军外围掩护部队胶着,一时之间难直趋常德解围,此时第九战区的及时应援成为常德解围的关键,第九战区出兵援常,最初并未动用最接近前线的第99军,反而令第10军自长沙向常德方面推进。薛岳司令长官此举,显在提防日军转向攻入第九战区。

  4、关于常德会战中中日伤亡人数问题。有战争就会存在人员伤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常德会战中中日双方人员伤亡问题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根据1946年12月重庆《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载,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赵子立向新闻界公布的中日双方伤亡人数为,日军四万多,中国军队一万七千多,另有平民八千多人被杀害。”[15]其次认为常德会战损失之重是惊人的,“国民党方面,据参战部队上报死亡数字为:第六战区损失四万五千人,第九战区损失一万五千人,第五战区损失三千余人,三个战区总计六万三千余人,并有150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等将军于此役中殉国;日军方面,直接进攻兵力近九万余人,加上策应作战的第39师团和熊创东伪军,总计十万多人,据《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记载:日军总计伤亡近四万余众。”[16]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军队共计伤亡六万余人,日军方面伤亡二万多人,公开资料显示,日军战后以“凄绝”形容常德保卫战,承认中国军队的抵抗“堪为保卫上海战役后最激烈之一次”。[17]以上是国内主要观点,而从日本相关著述来分析则认为,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阵亡29503人,俘虏14025人,日军战死1274人,负伤2977人。”[18]以上是学术界关于常德会战中日双方伤亡人数的几种观点。

  5、关于日军常德确保问题。日军攻占常德城后,按原计划应实施撤退,恢复原态势,但日军大本营根据当时战争形势,要求第11军确保常德,便于打通大陆作战计划的实施,但第11军已经开始撤退,加之国民党援军陆续到达,对于是否继续占领常德问题大本营、派遣军司令部和第11军产生分歧。研究常德会战中日军确保常德问题是有一定意义的。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首先,有的学者认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121日命令第11军摧毁常德附近国军后,适时恢复原态势,而日军大本营因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在1125日轰炸台湾新竹,感觉海上交通受威胁,认为覆灭美空军在中国的基地很有必要,在123日常德陷落时令中国派遣军提出打通粤汉铁路作战意见,打通粤汉作战,有必要确保常德,于是电令第11军暂缓实施反转,决定确保常德。而第11军经历了常德作战,兵力、物力耗损严重,以现有兵力,无确保常德把握,认为应恢复原态势,希望按预定日期反转,总司令部不得已于126日决定放弃常德,令第11军适时由常德开始撤退,12日,日军大本营致电希望暂时勉为确保常德附近,第11军奉派遣军总司令部电确保常德附近,中止撤退,派遣军总司令部意图再攻常德,然具体实际情况不允许,于是在1218日命令第11军适时由澧水之线撤退以恢复原态势。”[19]另外一种观点则是日本相关著述中提及的,根据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天野正一有关回忆,“常德作战是第11军基于自己的任务,企图击溃中央军,粉碎国军抗战力而发动,关于常德确保占领时间问题应根据占领之后的事态考虑,总司令部决定第11军基本达到作战目的后,适时从常德撤退,恢复原态势,关于第11军究竟是确保常德,还是应暂时停留在中间线(澧水一线)再占常德的问题上,大本营、总司令部和第11军之间出现分歧,这与大本营“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作战)问题相关,为避免纠纷,总司令部向大本营拍电报“总参一电第六七八号”,其中说到,关于常德确保问题,由于兵力及其他原因,仍按原定计划将其放弃,恢复原态势,打通作战需要时,再从现占领地出发,第11军进行返还,后总司令部接到大本营确保常德电令,第11军已撤至澧水一线,总司令部要求再次攻占常德,并确保常德,第11军上交意见书,经过参谋本部派员调查,命令第11军恢复原态势。”[20]以上是学术界关于日军确保常德问题的相关看法 ,相关论文阐述这一问题时大致以此为依托。

    6、关于常德会战评价问题。对于常德会战的评价问题,中日双方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官方“战史”,将其列为抗战中二十二个“会战”之一,并称之为“常德大捷”,徐浩然的《常德抗日血战史》将其称之为“中国重要之胜利”。1943年122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的报告中也说到,此次常德之捷,益使吾人倍感兴奋,“此不特是我军抗战精神高度发扬及抗战力量增强之铁证,且将为中日战争胜负之分野”。同时也有人评价“常德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之第一次大会战”,可与“上海会战相辉映矣”,“我国军如能得充分之飞机大炮之接济,即能驱逐倭寇于我国境之外,此次会战足以充分证明。”[21]当时国际盟国对常德会战的看法与国民党是一致的,“美国芝加哥太阳报评论[中国军队克复常德之意义]认为常德战役,对中国而言足证其士兵之作战能力,对其盟友而论,亦足证明中国虽处于极大困难之中,尤能渡过难关,击退敌人;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赞美克复常德]谓常德除为粮食仓库外,且具有战略上之重要性,常德之胜利,遏阻了日军第四次攫取长沙之企图。”[22]也有学者认为“常德会战,粉碎了日军以常德为基地威胁陪都重庆、迫使重庆政府求和的企图,常德由此成为坚持湖南战场抗战、保卫湖南、拱卫西南的重要基地,配合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2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日军对常作战,其战略目的是基本实现了的,相反国民党军在此役中,处处被动,防不胜防,损兵失地,物资被劫,战略目的完全落空”。[24]日本方面,从其作战目的考察,他们认为常德会战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成功之举,首先是要进攻国民党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国民党参加常德作战正面部队有12个军28个师,约26万余人,参加策应部队约17万余人,合计兵力43万余人,而日军直接参与进攻的兵力仅9万左右,连同策应作战和伪军部队也不过10万多人,国民党方面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其次,“追索中央军,予以痛击”,根据国民党上报死亡统计,整个战役共丧师6万余人,从这点来看,日军是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次,掠夺滨湖战略物资,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攻陷常德城后,大肆搜刮物资,仅常德一隅而言,所劫谷类、杂粮、棉花、商品、牲畜,总计损失,以法币计算,达47,55600000元以上,可见日军经济掠夺目的是基本实现了;最后就是达成目的后,恢复原态势,日军在1225日左右回到了江北原防线。东京广播电台宣城,日军在常德消灭重庆军队中的第737410军等部数万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认为“这次作战,总的来说是顺利的,”[25]并将对常德作战定名为“常德歼灭战”。由于中日双方的地位不同,其看法也不同,在研究常德会战评价问题时,要综合考察中日两方相关资料,力求全面。

  以上大致是学术界关于常德会战日军作战意图、双方参战兵力、第九战区援军、兵力伤亡、确保常德及对常德会战评价六个方面问题的主要观点,这些关于常德会战中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的学术观点可为后人进行对常德会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利的借鉴。

三、几点看法

  通过对常德会战研究现状的疏理,可以看出,常德会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可以说是成果累累。但是也存在一些尚待深入之处。

  一是资料零散,关于常德会战的资料散见于各种资料集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对常德会战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更没有出版常德会战的资料专集,这就势力会影响常德会战研究的深入。

  二是在研究中,我们主要侧重于国内资料的使用和解读,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缺少对日方资料的收集整理,在研究中使用和解读日方资料较少,这种情况大量存在。如蒋纬国的《抗日御侮》、毛申先《常德会战述评》、徐伟民《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常德会战论略》等都是主要利用国内资料对常德会战的整体研究。这样我们在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只从国民党方面来写常德会战,而不能统观全局,全方位的、客观的描述战争的进程,并做出客观的评价。

  三是在常德会战研究领域,侧重于军事、战斗过程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民众支援、战争动员、以及粮食、运输等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首先是民众积极配合军队进行设置障碍,切断交通的工作,包括对公路的破坏,飞机场的修筑和破坏以及对乡村要道的破坏等,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进行全城大疏散时,当时常德县长戴久峰积极配合余程万,组织民众疏散工作,民众也积极配合,并且余程万要求部队帮助老弱民众运送物品,不许收取报酬,不准进入疏散民众家中拿取财物,深得民心,研究抗战中军民关系是一项重要议题,有关论文根据57师记者徐浩然《常德抗日血战史》,论述“当鄂西会战即将胜利,常德疏散的居民又陆续回来,余程万特再各交通要点和渡河点配置义务输送站,令士兵帮民众义务接运行李货物,不取任何报酬,出现一种‘超然的军民合作精神”。[26]同时,国民党战败原因探析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密切联系群众,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于这一问题也是需要考量的。我们知道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时的常德是通往陪都的门户,也是国军粮食供应基地,日军发动常德作战的目的之一,即是劫夺滨湖粮食资源,因此有必要对常德会战中的粮食问题进行研究。

  此外,对于余程万的评价问题也是一项重要议题,余程万为什么要受到审判?常德城易攻难守,并且以八千士兵坚守常德达16日,实属难得,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形下,是全部牺牲才叫“死守”和“与城共存亡”,还是突围带领援军迅速收复常德?一部分突围是否就叫逃跑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关于余程万的评价,有学者介绍到“余程万率57师官兵,在易攻难守无险可据的情况下,以八千之师对付装备精良的四万余日军,孤军奋战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但给日军也造成了重大创伤,在常德城郊丢下了上万具尸体。最后余程万率200余人突围出城,常德陷入敌手。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以遗弃部属放弃守土的罪名将余程万押往重庆,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决余程万。后经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审判长为张治中将军),改判5年徒刑,但未获军委会允准。后来,74军前军长俞济时和军长王耀武又向蒋介石求情,兼之常德百姓和地方官员联名上诉,余程万被囚4个月后,最终无罪获释,回老部队担任了74军副军长一职。”[27]此外,龙子的《常德保卫战考辨》中公正评价了余程万,批驳了一些不合实际的观念,认为余程万不是“逃跑”,而是突围;徐浩然的《常德抗日血战史》对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突围经过也有相关详细介绍。但从总体上看,对于余程万突围问题研究有待深入。

  有关常德会战研究,在肯定近些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应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入对常德会战的研究,克服片面性,深入挖掘和编纂整理史料,拓宽研究领域,加强专题研究,日臻完善常德会战研究。



[1] 梅美,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2] 赵曾俦等编《抗战纪实》(第四册),194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徐浩然著《常德抗日血战史》,1965年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4] 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09卷)》,1978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

[5] 周询著《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籑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1986年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

[7]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

[8] 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95年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

[9]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 第三卷(下)》,200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10]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09卷)》,1979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

[11] 郑立、范毅:《论常德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

[12] 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95年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

[13] 赵曾俦等编《抗战纪实》(第四册),194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14] 张晓然著《八千男儿血——中日常德会战纪实》,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5] 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编写组编:《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95年中国

文史出版社。

[16] 周询著《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7] 李伽《常德会战》,《源流》2009年第12期。

[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

军(下册)》,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09卷)》,1979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

[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

军(下册)》,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21] 1943年12月5日湖南《大公报》转载重庆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外发表的谈话。

[22] 徐浩然著《常德抗日血战史》,1965年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23] 罗玉明:《常德保卫战简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9卷第1期

[24] 周询著《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籑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1986年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出版。

[26] 韩隆福:《论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1期。

[27] 《“喋血孤城”后的余程万》,2010年《读报参考》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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